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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商便民清初手工业和商业的复苏和发展-【xinwen】

发布时间:2021-10-12 10:34:39 阅读: 来源:排污阀厂家

清朝入关,战战兢兢,只怕农民再像明末时一样揭竿而起,推翻自己的统治,因此,在军事上实行着残酷镇压的同时,政治上比较保守,对一切可能撼动封建秩序的新事物,都认为“不宜开端”,经济上着重于“以农事为首务”,对明朝中、后期已经逐渐发育起来的资本主义的萌芽,并不维护,甚至加以严重地摧残。加之明末以来的战乱,清初以来的屠杀,工商业也就变成了一个烂摊子。江阴、昆山、吴江、松江、嘉定、扬州、苏州,人口锐减,工商业一片萧条。17万人口的江阴,只剩下53人;丝织中心的苏州,六门紧闭,城中死者相枕藉;棉织中心的松江等镇,布号纷纷歇业;成都的织锦业“锦坊焚尽”,饶州的制瓷业也“一蹶不振”了。所余一点可怜的工商业,在强索贱卖、关卡林立之下,实在是艰难竭蹶。清初的税收虽不算重(买牲口,银一两才税三分;买田、房,银每两也才收三分税;开当铺的,每年才纳税银五两;京中行、铺,每年最少的只纳二两半),但因关卡林立,工商业者就有输纳之苦、过桥之苦、过所之苦、开江之苦、关津之苦、口岸之苦,而官吏又因有多征受奖的规定,于是任意苛索,因此,商人们更是“不苦于关,而苦于关外之关;不苦于税,而苦于税外之税”。钱、斗的标准不一,外贸也几乎陷于停顿。

康熙皇帝即位以后,虽然也不断高喊“为君之道,要在安静”、“致治之道,无过法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之类的口号,但也认识到“原无数百年不敝之法”,主张凡事要“因时制宜”。所以,为了保证税收,他又提出了要“恤商”、“利商便民”。他反对官吏任意苛索勒取,禁止关津口岸杂税,取消他们溢额晋级的规定,宣布“不亏行户”是整饬吏治的标准之一,规定扰害商人的首要分子要按光棍例治罪。安徽全椒县知县,克扣杂货铺、布铺、酒铺、猪肉铺五十九两七分银子,被流放到宁古塔;浒墅关(江苏吴县西北)监督桑额私封“便民桥”征税溢额,受到严处。他停止了各州县市镇的房号银,并将主张重征的恭顺侯吴维华下刑部议处。他禁止官吏封借商船运兵作战,却允许漕船携带商人、货物。康熙五十四年(1715),江苏巡抚张伯行,苛刻富商,康熙皇帝把他训斥了一顿,说:他们的家资都是从贸易积聚而来,干嘛要苛刻他们!

为了便“民”利商,康熙皇帝下令统一了制钱的重量(时不断变化:先是一文钱重一钱,后改为一钱二分、一钱二分五厘、一钱四分等),规定每钱约重一钱,一串值银一两。他废除了金石、金斗、关东斗,规定每省一律用底面平准的升斗,并亲自观测校准标准的铁升、铁斛。他还规定标准,秤以十六两为一斤,戥以十三号砝码为准。回归后,他撤销了迁海令,开放了粤海、闽海、浙海、江海(广州、宁波、漳州、云台山)为口岸进行海外贸易。有的官员曾经反对,他就毫不客气地指出:“过去虽然严禁,那些私自出海贸易的又何尝停止过!凡是主张海外贸易不行的,都是总督、巡抚自己想捞油水!”他甚至还允许商人买卖火药,军器。这样,漂洋过海出去贸易的人就很不少,天津的郑尔端、蒋应科就是最有名的外贸大商;而福建的额课,一半竟靠了发洋货船征收而得;康熙二十三年(1684),广东就有了十三行,掌握外销货物之事。有个叫屈大均的清人,曾在一首竹枝词里描写过广东外贸的盛况:

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出货口。开向二洋。

五丝八丝广东丝缎。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

而厦门,竟有一种商人团体,排斥皇商,独占了对外贸易!

清初严禁采矿,康熙十四年(1675)起,放宽了限制。康熙五十二年(1713),四川一碗水地方,有一万人偷采,地方官要驱逐,康熙皇帝不许。有个叫王纲明的商人也雇人采矿,地方官想取缔,康熙皇帝不但说“姑免禁止”,不许豪强霸占,而且提出“天地间自然之利,当与民共之”的口号,来缓和阶级矛盾,防止地方生事。因此,矿业有了发展。康熙元年(1662),全国只有五个厂矿,到康熙最后的20年里,仅云南就有铜矿场、坊18处,工人70万到200万人之多。

纺织业方面,康熙皇帝取消了机户不得拥有织机百张以上的限制,提倡“有力者畅所欲为”。因此,苏州城内外有了踹坊300多家,踹匠不下万余,而广州的丝织水平已堪与苏杭竞秀,苏州、佛山的棉织水平,也足能和松江媲美。广州丝织,有线纱、牛郎绸、五丝、八丝、云缎、光缎等名目,苏州的程益美号则“一年销布百万匹”,“二百年间,滇南漠北,无地不以益美为美也!”康熙三十四年(1695),松江府上海县,一次就售出青蓝布三十万匹;而松江的“飞花布”、线绫、三梭布、漆纱、方巾、剪绒毯,也被誉为“天下第一”。康熙年间,南京、苏州的丝织业中,还出现了最进步的经营方式——账房:拥有大量资金、织机、原料的账房,把原料、织机分给小机户,机户把原料送染坊染色,交络工络丝,织成绸缎后送账房成批出售,有时账房本身也设机督织,因此,它不仅成了组织机户生产的大包买商,而且还是大手工场主。

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也推动了制糖业的发展。台湾糖厂,不仅有独自单营的“家”、蔗农合办的“牛”,而且还有几家业主合股开办的“公司”。康熙年间,台湾各厂,年产蔗糖二三百万石。

无论在糖厂,还是在纺织厂中,分工都精细起来。糖厂中,有糖师、火工、车工、驭牛工、剥工、看牛工之别;纺织厂中,也有掉工、摇工、刷工、率工、打边工、织工之分。不同工种的人,应雇时还有不同的地点。苏州:缎工立于花桥,纱工立于广化寺桥,摇丝的车匠立于濂溪坊。吴江:以日趁雇的不同工种的工人,则分别在长春、泰安诸桥等候。

陶瓷业,不但在康熙时有了恢复,而且有了较大的发展。景德镇商贩毕集,工匠人不下十余万。素三彩是此时的创造,传到同治时(1862—1874)的品种仍有五十余种之多,诸如盖碗、帽筒、笔筒,都是前代所没有的。瓷胎的白度,已达到现代瓷器的技术水平。那柳叶瓶(俗称美人肩),长颈瘦肩、丰胸敛腹,宛如一个个亭亭玉立的美人。用高达摄氏1 310度的高温烧成的彩盘中,那桃花片(俗称美人醉),有的泪粉红中密集深红的斑点;有的一部分深红,周围渐渐晕散为淡红;有的深红之外,又呈黄、绿;有的则深绿、浅绿之中,却泛出不同的红晕。五彩中文以粉彩、珐琅彩为独到:粉彩光泽柔和、画面如生、立体感强;珐琅彩瓷器,壁薄如蛋壳。五彩瓷器上,有缤纷的花卉、蹁跹的飞蝶;布壮丽的山川日月,有耐人寻味的;也有人马奔腾的战斗姿容,以及耕织渔猎的欢乐场面。……

康熙时期的统一、安定和工商业的恢复、繁荣,不仅涌现出一批新兴的工商业城市,如南京、广州、佛山、厦门、汉口、无锡、镇江、扬州、淮阴等,而且南京、广州、佛山的丝织业已与苏、杭齐名,苏州、佛山的棉织业也与松江媲美。全国许多市镇普遍存在着木作、铜作、铁作、漆作、磨坊、油坊、酒坊、机坊、纸坊、糖厂等大大小小的手工业作坊,仅福建瓯宁一地的制茶作坊就有上千个;苏州的造船业,私营也远胜过官营,官、私造船量,一年即达千余艘。

不过,康熙皇帝毕竟只是地主阶级的政治家,他不可能跳出封建经济的藩篱,因此康熙时期,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不仅远不如封建经济的强大,而且带有强烈的封建特色(大作坊多由官办、官督,产品也多由官销;许多大商人又兼为官僚大地主,如徐乾学在无锡即有田万顷,高士奇在平湖县即有田四千顷,等等),并时时受着把头、白赖和封建行会的勒索、限制,因此,资本主义萌芽没有得到大的发展,只算是在一些部门有一些小的复苏和发展。以上内容由历史新知网整理发布(www.lishixinzhi.com)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部分内容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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