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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车软件支付安全问题浮出水面【通讯新闻】

发布时间:2019-08-16 14:09:04 阅读: 来源:排污阀厂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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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德良

毕雁英

杨延超

门诊问题:

打车软件何去何从

门诊专家:

北京大学网络法律研究中心研究员 刘德良

国际关系学院法律系教授 毕雁英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副研究员 杨延超

和传统商家一样,网络、移动支付商家也应承担支付风险

规定早晚高峰禁止使用打车软件的做法过于简单,政策仍有完善空间

政府要保障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但也不能忽视在市场运行中的监管作用

从2014年1月份开始,快的和嘀嘀两家打车软件对出租车司机和乘客双双推出补贴,通过烧钱大战占据打车市场。但到了3月4日,快的宣布乘客补贴下调。3月10日,上海嘀嘀、快的两大软件被纳入强生公司的出租车电调平台,而到3月底,还将与大众、锦江、海博三大出租运营商完成平台上的技术对接。这意味着上海嘀嘀、快的两大软件从此被“招安”了。但无论是补贴下降,还是被收编,似乎都不能平息这场关于“打车软件”的争议。

烧钱大战伤害打车行业

不少司机忙于应付打车软件的订单,从客观上增加了招手打车的难度;而使用打车软件的以年轻人居多,这样就使得不会使用打车软件的特殊消费群体(比如老年人等)难以顺利打到车;还有一些司机为了获取更多的订单,在出租车上装两个打车软件,不停刷单而影响行驶安全。

打车软件遭受人们争议最多的则是在“烧钱买用户”方面。阿里巴巴支付宝的工作人员王洲(化名)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先以蝇头小利来吸引用户,培养用户使用手机支付的习惯,然后再从商家和用户身上赚钱,这是互联网行业很成熟的案例。不仅是中国老百姓,全世界的老百姓对占便宜这事儿都是趋之若鹜的。”

当然,补贴取消后,事情就变成另外一个模样了。“有补贴之后,我经常打车回家,如果以后补贴取消了,我就会更多地选择公共交通。”在北京市东直门附近工作的王先生告诉记者。

此外,这场烧钱大战背后其实暗藏危机。中国移动互联网产业联盟秘书长李易说,由于各大互联网巨头涉及的领域错综复杂,利益相关,大家都想做成全产业链的模式,形成自己巨大的“互联网帝国”。如果政府放任互联网无序竞争,允许“丛林法则”大行其道的话,相关企业就会遭受重创。像之前的摇摇、大黄蜂,作为打车软件第一批先行者,在嘀嘀和快的疯狂“烧钱”中成了炮灰。

随着打车软件的“火爆”,除了以上种种问题,其他安全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在大部分人不仅享受着打车软件的补贴,更享受着司机的“专属服务”时,一些隐患也随之而来。有的乘客用软件招来了黑车,有的乘客因手机支付不成功而被司机索要补贴,还有人担心绑定银行卡不安全、私人信息会被泄露,等等。

火热背后有风险

乘客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打车软件前方“烧钱正旺”,后方“大院起火”。用户们出于补贴诱惑热衷于使用打车软件,司机们疯狂抢单,打车软件后台系统的压力大幅攀升,导致嘀嘀和快的两个软件相继“崩溃”。2月18日,嘀嘀系统瘫痪,导致无法使用微信支付;快的则出现定位故障等问题。处于升级中的两个软件,背后也存在一定的技术风险和法律风险。

“在安全漏洞方面,打车软件的情况已经比去年好很多了,尤其是腾讯和阿里巴巴两大巨头加入进来后,用户的移动支付和个人信息安全得到了很大的保障。”尽管如此,李易提醒广大消费者,虽然用手机进行的是小额支付,但现在黑客水平高,钓鱼软件增多,不可否认,风险总是客观存在的。而如果用户遭受到了切实的利益损失,用户、移动支付、打车软件三方的归责与界定是不清楚的。

无论是嘀嘀还是快的,在进行移动支付时都牵涉到个人姓名、手机号、银行卡号等许多个人信息,这不仅涉及到了用户的个人信息和隐私,还关系着用户银行卡的资金安全。

从用户信息安全来说,第三方支付都有关于用户个人信息保护的条款,其中规定需运用各种安全技术和程序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来保护用户的个人信息,当然,因用户管理不善可能导致的遭受盗号及密码失窃,责任由用户自行承担。

“打车软件通过移动支付来付费,第三方支付平台作为付费的渠道就有义务来保护用户的个人隐私”,北京市昌平区法院的刘法官告诉记者,“如果用户认为自己被第三方泄露或倒卖了个人信息,这就牵涉到举证问题。个人隐私被泄露的途径很多,比如你去银行办银行卡,填写了身份证号、工作、居住地址等许多个人信息,也可能会泄露你的隐私。通常,用户无法证明侵权行为是谁造成的。如果用户状告第三方侵权,而证明不了侵权人是谁,法院很难立案。”

从用户资金安全的角度看,用户也面临法律上的障碍。以微信支付为例,《微信支付用户服务协议》提到,微信支付是由深圳财付通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根据协议,财付通公司在接到用户通知之前,对第三人使用微信支付已发生效力不承担任何责任,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财付通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的除外。而且对于被诈骗或被恶意软件非法划款的用户来说,财付通公司也不对经济损失承担任何责任。

对此,北京大学网络法律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德良说:“对于网络支付、移动支付发生的纠纷,目前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学界也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传统上,消费者在消费时遭受损害可以要求商家赔偿,但是能不能直接应用在网络支付上,学者关注得比较少,对纠纷性质的认识也存在一定分歧。我个人认为,和传统商家一样,网络、移动支付的商家也负有安全保障义务。随着这些业务的发展,未来应当在立法上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包括支付风险的责任分配。”

“如果移动支付用户遭受了资金上的损失,一般可以通过合同条款进行维权。以腾讯为例,用户和公司之间是有契约关系的,如果是由腾讯本身疏忽导致的漏洞,且不符合国家规定的通常责任义务,即谨慎义务时,腾讯就需要承担责任。”刘法官也认为第三方支付机构有提供安全保障的义务。

法律规章和市场监管急需迎头赶上

烧钱大战这把“火”的火势越来越大,价外加价、运营途中操作打车软件抢活带来安全隐患、市民路边招手打的越来越难……这些竞争带来的弊端也引起了地方监管部门的关注。

2月20日,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公布打车软件“限装令”—每辆出租车只允许安装一个手机叫车终端,而对于手机里装了几个软件并无限制。而后,上海市交通运输和港口管理局规定早晚高峰时段出租车严禁使用打车软件提供约车服务。

这些规定无疑是这把“火”的降温剂。但也引发了另一场争议,限制打车软件合法吗?打车软件该怎么管?

“从行政法角度看,可能很多人会问,打车软件应该是由市场来解决的问题,政府出台这么些限制规定是否滥用权力呢?我认为,在市场和公共安全面临冲突的情况下,政府有责任解决问题,不能把事关公共安全的事情完全交给市场,这也是政府存在的价值和功能。”国际关系学院法律系教授毕雁英告诉记者,打车软件事关公共安全,一些地方政府的相关规定是合法合理的。但规定早晚高峰禁止使用打车软件的做法过于简单,政策规定仍有完善的空间。毕雁英说,“这一规定可能会让大家觉得不合情理,因此政府有责任想办法来解决,而不能顾此失彼,照顾到招手打车人的利益却损害了打车软件使用人的利益。只有在管理和技术上有更多更细致的改进,才能满足社会各方面、各层次人群的需求。”

“最近有传言说腾讯和阿里巴巴要坐下来"喝杯茶",但我认为他们喝茶谈合作是不太可能的。而且如果两大巨头联合,就很可能会形成市场的垄断,这就涉及到不正当竞争行为,是法律所不允许的。”李易说,我国互联网产业已经到了一定的“深水区”,不应再“摸着石头过河”了。打车软件的竞争应当回归理性,不仅要依靠市场的“无形之手”,更要有政府的“有形之手”主动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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